海洋污染相关法律缺失再引关注0-【zixun】

海洋污染相关法律缺失再引关注

12月9日，21名河北省乐亭县养殖户诉讼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石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在天津海事法院开庭。原告请求两被告连带赔偿相关损失、703万元鉴定费及本案诉讼费用，共计约1.48亿元。

天津海事法院于2011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该案。最初原告有29人，后有8人撤诉。这是继2011年6月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逾3年之后，第一桩成功进入法院庭审程序的民事赔偿诉讼案件。本次庭审历时一天半，天津海事法院对庭审过程进行了微博直播，并将择日宣判。

期间，双方围绕养殖是否合法、养殖损失与康菲漏油是否有因果关系及中海油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等展开辩论。

赔偿款分配公认成谜

溢油事故发生后，经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定，事故最终造成6200平方公里海域海水污染，其中，870平方公里海域海水受到重度污染。而康菲石油作为该油田的作业者应承担全部责任。

根据此后国家海洋局官方发布的调查处理报告，2012年4月，国家海洋局、康菲石油、中海油共同签订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康菲公司和中海油总计支付16.83亿元人民币，赔偿事故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失，承担保护渤海环境的社会责任。上述款项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用于渤海海洋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渤海入海石油类污染物减排、受损海洋生境修复、溢油对海洋生态影响的监测和研究等。

同时，经过行政调解，农业部、中海油、康菲公司以及有关省人民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康菲石油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补偿问题；康菲公司、中海油分别从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列支1亿元和2.5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方面工作。此后，农业部和河北、辽宁、天津、山东省（市）人民政府联合启动了渤海渔业资源修复行动。

但是，对于公众都关心的赔偿款如何使用、以什么样的原则分配到哪些渔民手里，除了当时的零星报道，截至发稿，记者并没有查阅到任何来自官方的信息发布。对此，记者也分别致电致函康菲石油与中海油方面，双方均表示不便给予答复。

政府主导下的索赔问题多

事实上，事故发生后，河北、山东等地渔民已多次向中国法院提出赔偿诉讼，有山东渔民甚至集体向美国法院提出赔偿诉讼，但均无进展。另据悉，北京仲裁委员会也曾与康菲石油共同探讨通过利用该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规则，来设计一种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第三方赔偿基金，快速有效解决大批量索赔要求的赔偿程序，但由于各种原因，此路亦没有行通。

“中国现阶段，以官员作为主导，通过行政手段来处理这种大规模的索赔，更易被政府接受。”北京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副主任张利宾指出。

1989年修改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虽然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但法律界人士指出，此“公益诉讼”制度存在很多法律难点。同时，习惯于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往往会给权力寻租、暗箱操作提供各种空间。

“政府主导解决环境污染案件存在的问题包括赔偿进展缓慢， 赔偿范围、标准、不公开、不透明，一方面使受损害者不能及时得到补偿和救济。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和参与，容易产生不公和腐败。规则、程序以及赔偿组织不统一，容易出现该赔未赔、同损不同赔的情形，引发新的矛盾和纷争。而且政府部门包揽索赔的结果会使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和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将原属于侵权人的责任转变为政府责任。” 张利宾说。

应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机制

正如专家所言，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财产权利都受到各种法律规定的各种限制，其中一种就是基于环境保护法律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环境污染而出现外部性问题。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单靠自我的道德约束是不行的。因为当法律没有要求企业承担责任的时候，任何一家企业都可能会忽略或放弃采取任何防止污染的措施，减少环保成本投入，从而实现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正因如此，历史上每一起重大的海上漏油事故都会催生一些国际公约或相关国家相关法律的诞生。目前，中国还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型，相关法律体系还不健全。这也是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后，中国收获的最重要启示之一。溢油事故揭示出在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方面，中国政府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2010年4月，引发全球关注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后，美国不同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查，作业方BP石油公司也遭遇了个人原告基于民事侵权法的索赔。正是基于美国健全的法律体系，美国政府创造性地使用了第三方管理的索赔基金模式，事故后有关方面快速有效地处理了大批受害者的索赔请求。

“鉴于未来可能还会出现大的环境污染案件，中国应该尽快建立一种公平、透明和有效率的索赔机制，其中包括司法途径、行政手段，并建立第三方管理的赔偿基金机制。中国还应允许在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情况下，允许环保组织和个人提起公民诉讼或公益诉讼，唤醒更多人的环保参与意识，同时借助社会力量增大环保监管的力度。”张利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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